5月14日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“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”上表示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，根据理论分析所作出的各种推论，能否被后来的实践所印证；他认为，从事自主理论创新，需从第一性角度、不带有任何理论偏见与预设，直接去观察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。《新结构经济学刊》创刊号也在当日研讨会上发布。
“主流经济学不管是宏观、货币、财政，（还是）经济周期、产业组织、空间布局、国际贸易等，都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。”林毅夫谈及“新结构经济学”出现的最核心的原因：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，物质条件不同，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也必然不同；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由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而来，应用于发展中国家难免产生“淮南为橘、淮北为枳”的问题。因此，必须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异质性和内生性引入理论思考，形成新的理论来指导发展实践。
林毅夫谈到，1998年，他与李周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研究员，同时也是《中国的奇迹》合著者之一）合作发表的《中国通货膨胀的治理》，以“要素禀赋结构”为切入点，新结构经济学也由此形成。到1994年，林毅夫、蔡昉、李周合作发表《中国的奇迹》，在该书中，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与分析框架基本完备。
林毅夫认为，要深化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、构建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，首先要秉持“常无”心态，摆脱主流理论禁锢，坚持唯物史观，以要素禀赋结构为第一性物质基础，推动经济学结构革命，实现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、中国化，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筑牢根基。
“任何经济现象都蕴含着暗含前提，而理论皆为特定背景下的产物，即所谓‘刻舟求剑’。”林毅夫认为，只有秉持“常无”心态，才能洞察现象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。
所谓“常无”，林毅夫指出，用传统哲学方式来表述即是：拿现有理论看世界，是“第二义”的观察方式；必须运用“第一义”的观察方式，不带有任何理论偏见与预设，直接去观察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。
他表示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力提升，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创新方向也必然向中国转移，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大师也必然汇聚于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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